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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2017年8月1日，第三批中央環保督察組已公布了對天津市、山西省、遼寧省、安徽省、福建省、湖南省、貴州省全部的反饋意見。

此次督察組共計交辦31457件環境問題舉報，且已基本辦結，共立案處罰8687家，拘留405人，約談6657人，問責4660人。

在環保功績之后，每一份督察反饋意見最開篇的批評均是針對地方政府不作為、作風問題的點名、點事批評。

中央環保督察措辭嚴厲。據不完全統計，此次反饋意見中，對湖南省使用了“只說不干”“弄虛作假”“被動”等詞17次;對天津市使用了“不落實”“敷衍塞責”“編造”等詞14次;對山西省使用了“漠視”“失控局面”“未落實”等詞13次;對安徽省使用了“意識淡薄”“嚴重缺位”“不嚴不實”等詞13次;對貴州省使用了“嚴重沖突”“極為負面”“普遍不到位”等詞12次;對遼寧省使用了“亂作為”“縱容”“不嚴不實”等詞12次;對福建省使用了“不夠”“不實”等詞4次。

福建、湖南等出臺“土政策”阻礙環境監管執法，天津編造會議紀要和工作臺賬……雖然各地實例不一樣，但其背后的根源都一樣：治污先治人。總結通報批評地方政府的六大“罪狀”，可看出地方政府及其領導干部，離中央要求、群眾期盼的差距。

一、不作為、工作落實不到位：7省市均有

在對7省市的通報中，督察組無一例外都提到了政府作為不夠、推進落實不夠的問題。據不完全統計，督察組的全部反饋意見中，共有20處直批地方政府未落實或落實不到位的。其中對天津的通報提到最多，共有6次。

輕視環保工作，做環保工作一時緊一時松，督察組用密集而嚴厲的批評性用詞表達了中央對此的不容忍——在批評各地方政府的問題時，督察組共4次提到“不作為”， 14次提到“不力”，15次提到“不夠”， 17次提到“滯后”，7次提到“慢”。

地方政府落實不到位，能拖則拖、干一半留一半，竟出現了不少環保工作怪現狀——福建部分地區由于污水管網建設滯后，導致污水處理廠只能抽取清水來處理，而污水卻直排環境。

此外，督察組在對遼寧、湖南和貴州的通報中，都使用了“亂作為”一詞。如果不作為是地方政府思想上沒有引起重視，作為不夠是地方政府重視不夠、能力有限，那么亂作為，可以說是地方政府在思想上已經腐化了。

福建省近年來全省大規模違法圍海、填海，地方政府卻只是一罰了之、以罰代管，而且處罰金額遠遠低于填海所得，實際鼓勵和縱容了違法圍海、填海行為，導致海洋生態破壞問題突出。這背后隱藏的利益鏈條、放水和腐敗問題，性質惡劣。

二、保護為發展讓路：7省市均有

督察組在反饋中提到，地方政府重發展、輕保護的情況依然多見。山西、湖南、安徽作為中部大省，產能結構本身就問題較多，然而一些領導干部還只盯著GDP發展，抓環境治理不像抓產業發展和城市建設那樣全力以赴。

督察組稱，湖南是“有色金屬之鄉”和“魚米之鄉”，但由于開發過度、保護不力，這兩個“鄉”恰恰成為環境問題的重點和難點，成為民心之痛。安徽省的政績導向也存在偏差，2016年省政府對各地市目標管理績效考核中，經濟發展權重上升，生態環境指標權重卻下降。

三、虛報和編造：天津、湖南、遼寧、安徽

督察組直斥天津“敷衍塞責”“做表面文章”“影響十分惡劣”，湖南和遼寧，則被稱為“弄虛作假”。

天津濱海新區、武清區在環境監測時“走捷徑”，靠在監測站周圍控制交通流量、增加水洗保潔次數等功利性措施，來“制造”監測數據。而靜海區水務局為應付環境保護督察，編造會議紀要和工作臺賬，影響十分惡劣。

湖南則是為了讓企業通過環保備案，進行文件作假：湘潭及湘鄉兩級政府于2016年12月分別出具備案申報文件，均寫明“通過多年在線監控運行及各級環境保護監測站監督性監測表明，污染物能夠實現達標排放”。

瞞和騙，也正是前車之鑒“祁連山環境問題”的通報中提到的兩大問題。

四、降低標準、放松要求：山西、福建

督察在對山西、福建的通報中，都明確提出了他們在環保工作上“放松要求”的問題。

2016年以來，隨著經濟形勢有所好轉，山西煤電焦鐵等產能負荷明顯提高，但相應的環境投入和監管沒有同步推進，甚至放松治污要求，導致污染排放量增加，全省多數地區大氣環境質量出現惡化。

根據《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》，福建省近岸海域匯水區域應包括福州、廈門、漳州、泉州、莆田、寧德、平潭等6市1區，并實施一級A排放標準，但省環保廳、住建廳降低標準、放松要求，僅對廈門、平潭和晉江、石獅、東山等1市1區3縣作為近岸海域匯水區，提出一級A排放標準要求。

五、“強調客觀因素多、主動作為少”：山西、遼寧、天津、福建、湖南

督察組發現，天津市有些領導同志談到水污染就強調來水少、來水臟，談到大氣污染就強調氣候因素。并且，這種推給他人、推給客觀因素的現象，居然還是常態。

遼寧省在談及2014年、2015年連續兩年空氣質量不降反升時，就強調是2013年基數存在問題;福建省一些領導則把環境基礎設施問題歸于歷史欠賬，把長期存在的突出環境問題歸于客觀原因。

推卸責任之心一起，又怎能切實采取行動推進環保工作呢?所以督察組形容這樣的福建地方政府是“既沒有從主觀上找原因、找差距，也沒有積極采取措施去研究、去解決”;這樣的湖南地方政府是“既未形成自覺行動，也缺乏統籌謀劃”。

六、漠視群眾環境訴求：湖南、天津、山西、福建、遼寧、安徽

不重視群眾投訴意見，是政府領導干部輕視環保工作的一個體現。此次督察反饋針對各省市的這一問題也都提出了具體、實例的批評。

企業掙錢，卻要周圍居民買單，而政府不管不問，其背后往往是嚴重的思想問題和腐敗問題。湖南衡陽市金龍礦業環境污染問題被群眾舉報長達17年，督察進駐期間收到相關舉報10余次，但有關地方督察整改仍然避重就輕，沒有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尾礦庫滲漏污染問題。反饋中斥其“壓制群眾意見”“小問題變成大問題”。

在對天津、山西和福建等的反饋意見中，都提到了媒體、督察對環保工作的倒逼。天津北辰區劉家碼頭村集聚近千家廢品回收小作坊，積存20余萬立方米垃圾渣土和9萬噸污水，長期解決不力，直至2017年4月環保部督察并經媒體曝光后才得以整治。

督察、曝光后才整治，甚至是曝光之后迅速整治好了，說明這些問題不是做不了，而是政府不愿做、不想做。在調查中，督察組顯然也意識到這一點，并且不打算讓地方政府蒙混過關，直指根本原因，戳中各省痛點——山西省“漠視群眾環境訴求”，遼寧省“一些長期投訴的環境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”，福建省“對群眾反映的突出環境問題重視不夠”。